1935年2月8日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所犯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明确指出博古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地）、艺术的（地）、出奇制胜的（地）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9年2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并发有关野战军、中央局电。电报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1962年2月8日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使认识更加正确。讲话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而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过一个时候再看看。这篇讲话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