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1日、2日

毛泽东在长沙文化书社主持召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讨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泽东在一日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改良是补漏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我极赞成采用“俄式”，“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在二日会议的发言中，他列举了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并一一分析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最后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在一日、二日的发言，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26年1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这篇文章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文章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其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同。文章把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其中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自给自足的、每年都要亏本的，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其中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指出：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935年1月1日

毛泽东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1942年1月1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947年1月1日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词。祝词指出：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79年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座谈会上讲话，提出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讲话指出，一九七九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这个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同日，他在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时说，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不久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1980年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指出：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里，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或者叫根本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大家就不可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还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